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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道，是南宋皇帝赵昚的第二个年号，只用了九年。按此推算，菊径建村应是在公元1165年至1173年之间。相传为菊径村卜居的是婺源何氏始祖——何令通。而何令通出生于公元922年，卒于1019年，其间从宋太平兴国四年(979)开始隐居在芙蓉山(灵山)修道。若是按此说法，那是他在生前就相中了菊径俨如“马蹄印”的风水。对地方史颇有研究的何宇昭兄告诉我，菊径何氏应是何令通的儿子从何田坑先迁乐平，然后再迁菊径的。但，为何没有直接从何田坑迁往菊径，至今还是一个谜。

比口头上的流传更具权威性的，还是谱牒的载记。据菊径的康熙版《何氏宗谱》说：“婺之菊径、大田、梅田、田坑，邻之乐平、德兴、浮梁、鄱阳，恍然十二派同一祖，十二地为一宗何。”更为荣光的是，此谱竟然有朱熹、文天祥、周必大等硕儒名臣为之作序。

众所周知，祠堂的兴盛与中国传统的“崇祖睦族”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。“祠堂”作为名称的出现，早在汉代，当时祠堂建于墓所，亦称墓祠——“赐茔杜东，将作穿复土，起冢祠堂。”(《汉书·张安世传》)。而“立祠堂之制”的是婺源人朱熹，他在《家礼》中说：“君子将营宫室，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。”至于“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”已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事了。

婺源古属徽州，又是“文公阙里”，程朱理学对婺源影响深远——“自唐宋以来，卓行炳文，固不乏人，然未有以理学鸣于世者。至朱子得河洛之心传，以居敬穷理启迪乡人，由是学士各自濯磨以冀闻道。”(光绪版《婺源县志》)崇祖睦族，崇尚孝道，成了婺源人的生活理念与宗旨。而宗族下的祠堂，无疑是村落的核心，祠堂的建筑规模也就成了姓氏宗族历史背景与家族繁盛的直接体现。菊径村二百六十户左右，在不同年月却建有宗祠、支祠六座。“粤自菊径聚族以来，即创有历代宗祠，云礽相承数百载。于兹迄今，相传人物麟仪仪、凤师师，家声丕映，以称徽之巨室大族者，固其世植令德，亦讵非庙貌常新，我祖式凭之灵哉……”(《文端公复创宗祠文引》)这是一代名臣何如宠为菊径复创宗祠所写。何如宠不仅博学多才，还是个大孝子——他入职翰林院时，“闻父病，归家探视；父殁，守孝三年。回京后，授编修。母老，告假回家奉养。”相传，何如宠识认先祖在菊径，还为村庄建宗祠捐银三千两。于是，就有了崇祯皇帝御笔题赐的“黄阁调元”匾额的由来。

“参天之树，必有其根；环山之水，必有其源。”想必在遥远的年代，不像现在对名人如此追捧、渲染。不然，一个何如宠就足以争得不可开交了。在婺源，除了何田坑、菊径之外，还有赋春、言坑、项山、箬坦、泽山、思溪、金盘等地都姓何。然而，无论婺源有多少村庄姓何，都是从何田坑发脉的。若是再往源头去追溯，那就是中国何氏的发祥地——庐江郡(今安徽庐江县)。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，天下何氏出庐江。

何田坑、菊径，虽然都属婺源的东北部，但隔着一百多公里的路程。何令通能够从何田坑跋山涉水到菊径游历，并且独具慧眼，看到了后有靠山前有活水中的“山水相通，气运不绝”。

村口的香樟、祠堂、太平桥，一如绕村而过的溪水，在经年述说着菊径久远的故事。从泽山到菊径，是我徒步访问的路线。泽山的何氏宗祠，几年前在何况兄的倡导下，已改成了“泽山书堂”，开始拓展了祠堂的功用。秋日里，我登上前山的茶地里，看到粉墙黛瓦的菊径村依偎着樟绿枫红的后山，而溪水清亮如环，紧紧地抱着村庄。看来，菊径从村庄开基，完全是依照“八卦”形进行设计建造。难怪，后人将菊径村称为“中国最圆的村庄”。

循着何令通隐身婺源修道的路径，我去了灵山。当年，他在江湾人江文采资助下建造的碧云庵，早已成了废墟，留给我的只有蓬勃的茅草与荆棘。不可思议的是，他在灵山修道的四十年里却为婺源，乃至徽州留下了一个个堪舆“杰作”。比如：婺源江湾、济溪，安徽宏村等，都是他卜居与规划的。时光，可以流逝掉许多事与物。而行走在这些村庄，我依然能够看到青山依旧，碧水长流，依然能够在粉墙黛瓦间感受到理想家园的温暖。

四

詹盛从庐源走进青山环抱的庆源，“见其宅幽势阻，外隘中宽，不减太行之盘谷、武陵之桃源，乃慨然曰：真隐者之所居也。于是，舍庐故址，于唐广德年间遂谋卜筑而徙居之，因号其地曰小桃源。厥后子孙日以蕃衍，基业富饶，遂世居之。”(《庆源詹氏宗谱》)

那是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事了。

庆源村不仅讲究风水择地，规划建设还择山选水。最初，桃溪的河道是在村庄西面山脚的，而庆源村是个船形的村落，水从“船”边过，就意味着“船”已在河岸上搁浅了。

搁浅了的村庄，还能有多大的发展？

破解搁浅的办法就是人工改道，让河道从村中“破肚”而过，这样，溪水始终从“船底”流过，村庄就不会搁浅了。即便有再大的水，只会让船行得更远。事关人丁兴旺、村庄发展的大事，村里人谁敢怠慢呢？

而那棵作桅杆的银杏，也就是当时种下的。有了这样的桅杆，船形的庆源村能不扬帆远航兴旺发达吗？明代翰林大学士詹养纯、武将詹天表、清代进士詹轸光，以及有谱可查的抚台、知府上十人。民国时期，村里还走出了两位驰名中外的富商巨贾：詹福熙在上海垄断上海照相器材市场，成为沪上大亨；詹励吾在中缅公路开凿之际，垄断了生活、建材物资的供应，他为向母亲尽孝道，耗巨资在村里建造了中西合璧的“百寿馆”——敬慎堂……

秋分过后，我眯着眼坐在庆源水街的路亭里，阳光从高耸的千年银杏滤下来，恍惚，迷离，投在潺潺的溪水里，宛如幻境。

类似庆源村的船形村落，还有王氏卜居在思口的漳村，全村有八大石缸，却没有一口水井。船形的村落忌讳挖井，一旦挖井就寓意村运漏了。而船形的漳村，扬帆的桅杆是村中的香樟树。

漳村宛如风烛残年的祠堂，始终衔接着村中王姓宗族的记忆。南宋末年，自王寿泗从浙源卜居漳村，先后出仕三十多位，有十位文士著作传世。其中，乾隆时官至太仆寺少卿、通政司副使的王友亮，给村庄增添了神秘的传奇色彩，他有《双佩斋文集》《骈体文》等十三卷著作，并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而录自漳村王氏宗祠的联文——“经济文章，曾幸广乡崇世祀；孝友信义，早从大宋著芳声”——应是漳村历史文化的最好注脚。

五

古时，“建立村庄之际，乃依堪舆家之言，择最吉星缠之下而筑之，谓可永世和顺也。”婺源人朱熹如是说。

有业内人士曾对《中国风水》一书作过统计，明清时期有风水名家二十六人，婺源籍就占了九人。其中，游朝宗、游克敬、江仕从等不仅名声在外，婺源许多村落的卜居他们也功不可没。

事实亦是如此。

在徽州六邑之一的婺源，先人选址建村，主要就是选山择水。首选的地方必然依山傍水，或者是面水临山，有了山有了水，村庄就有了来龙与去脉。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自然的和谐，而婺源人从选址到建村都把风水贯穿了活动的各个过程，因而趋吉避凶也就成了人们“卜居”的终极目标。

风水学中“山厚人肥，山瘦人饥；山清人秀，山浊人迷；山驻人宁，山走人离；山勇人勇，山缩人痴；山顺人孝，山逆人亏”等对山形吉凶的评判，就成了理想村落的选址标准。而对水的选择，除了有财富的象征意义之外，想必是出于生产、生活的实际需要。

往往，在婺源每一个聚族而居的村庄，谱牒上都记载有他们始祖卜居吉地而后家族兴旺的过程。比如据《婺南云川王氏世谱》记载：唐季，始祖太中大夫王云“视此地山柔而秀，水深而长，气象风土有非寻常者比，因卜居焉”。又如《清华胡氏统谱》中记述：唐文德元年(888)夏，始祖散骑常侍胡学“侍父曈公游婺源通灵(元)观炷香，道经清华，见其地址清溪外抱，形若环璧，群峰叠起，势嶂参天，曰：住此，后世子孙必有兴者。遂由古歙黄(篁)墩而徙居焉”。再如江湾汪口“背负龙脉镇山为屏，左右砂山秀色可餐，前置朝案呼应相随，正面临水环抱多情，南向而立富贵大吉”。(《汪口村志》)还有，紫阳镇符竹村是唐末时歙县篁墩的郑思敬建村，因“地势低洼狭长，远望如竹筏浮于水面”。含义永不沉没，后改名符祝村。而大唐后裔李德鸾，他在严田村“占得从田之签，以严治家”。高砂乡的星堂村，则是宋代进士胡仲君故里，“观其山，云峰峙其南，星峰峙其北；观基水，自北而南过围墙由东而出，可谓山环水复”。

婺源的村落水口，一直被人们看成关系到村庄人丁兴衰、聚散的场地，讲究“天门地户”，村门“天门”(来水方向)要打得开，村口“地户”(去水方向)要闭得紧。江湾村“得水为上”，不仅山环水绕，村前有大河，还筑有水坝锁住水口，用水圳引水入村。村前蜿蜒的河流，宽阔的水坝，以及“明圳粼粼门前过，暗圳潺潺堂下流”的圳渠，共同组成了江湾村的水系网。龙山村则“水口两边山来朝对，左夹右拱，葱葱郁郁，宛若龙焉”。(《龙山程氏新轩公之谱》)清华上堡村胡姓在建村时选“村在小溪北崖，背山面水，据险筑堡而自固”。溪头村先人为建设水口，不仅栽树，还以一万石粮食的巨资,在村口人工堆成一个舟状土石洲阜，宛如山岗，以至在水口形成了山回水转的“罗星”景观。考水村“水口两山对峙，涧水环匝村境……筑堤数十步，栽植卉木，屈曲束水如之字以去……”(《仁里明经胡氏支谱》)

从族谱和有关记载可以看出，婺源古村落在风水理论的影响下，以“卜居”为手段，并通过村落依山傍水的形态，期许实现“人丁兴旺、富禄永绵”的目的。

六

卜居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，它融入、渗透，还有积淀的，无疑是人们心理层面的审美文化取向，以及崇尚自然的环境观。背山面水，三面环水，以及人工布局，构成了婺源村落选址的主要形式，而背后“不仅融入了‘天人合一’的环境观与根深蒂固的宗族观，还融入徽文化的精髓，从而形成了婺源村落多样而又统一的自然环境空间模式”。

婺源古村落的遗存众多，在“徽州六邑”堪称代表。每一个村庄，都是先祖卜居之后，那些走上仕途又告老还乡的“乡绅”，以及“服贾四方”的茶商木商不断建设的结果。山环水绕，满目青翠，沿着蜿蜒的青石板路，走进小桥流水人家，是鸡鸣犬吠，是浓厚的徽语方言与婺源地域物语的交织，那里生发与呈现的，依然是我们心目中理想家园的样子。

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”——如诗如画的婺源乡村，处处呈现山、水、桥、村、树的布局，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与田园牧歌式意境。婺源村庄的“卜居”，既是地域文化和民间风俗相融的烙印，更是婺源先人崇尚自然师法自然的认识与表达。(洪忠佩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