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禹锡靠什么赢得生前身后名，一起来阅读精彩内容。

除了《竹枝词》，刘禹锡还注意到一些其他民歌种类，如《浪淘沙词》《潇湘神词》《纥那曲词》《抛球乐词》等，并尝试写过一些仿民歌之作。一般来说，民歌通常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。如果没有文人的扶持和加工，很可能会自然消失。从这一点来看，《竹枝词》是幸运的，刘禹锡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。

到了晚年，刘禹锡依然投身民歌的翻新与歌词的创新。唐开元时已入教坊的 《杨柳枝词》，来自前人的《折杨柳》或《折杨枝》，到中唐时几乎已被唱烂了。于是，刘禹锡、白居易对其加以翻新、研制新词，谓之“洛下新声”。刘禹锡更是开宗明义地宣布：“塞北《梅花》羌笛吹，淮南《桂树》小山词。请君莫奏前朝曲，听唱新翻《杨柳枝》。

清代之后，被推为“中唐第一”

自而立之年从政，刘禹锡一直是天下尽知的有名人物。虽然长期被贬在外，但影响力和名声犹存。这个名声，既是他的从政之名，也包括他的诗文创作之名。

虽然白居易也有过贬谪经历，但仕途大体顺利，晚年官越做越大，直至刑部尚书。而刘禹锡仕途坎坷、历尽磨难，诗变得越发老成。故刘、白晚年唱和，四海齐名，刘往往胜白一筹。唐文宗欲设立诗学士，请大臣举荐； 宰相杨嗣复上奏：“今之能诗者，没有一个比得上刘禹锡。”

如果说刘、白在诗名上还算旗鼓相当，那在文名和哲学上，白就要逊色很多。李翱是唐代的散文家，又是古文运动的大将。他曾说：“同时伦辈，惟柳仪曹宗元、刘宾客梦得耳。”这里，李翱只提刘、柳而不提元、白，肯定是有道理的。在李翱看来，只有柳宗元和刘禹锡才能与韩愈相颉颃。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的史臣在评说刘、柳时，基本上都认为二人学识宏富，诚为一代精英和伟才。如果不是“误入歧途”，应与韩愈并驾齐驱，都是经天纬地的巨擘。

不过，唐代每个诗人的成就和地位，在后世都有一个升降起落且引发争议的过程。李、杜都不能幸免，刘禹锡自然也不例外。尽管他的诗名生前极高，但到宋代明显下降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跟着王叔文搞革新。明代前后提倡“诗必盛唐”，刘和韩、柳、元、白这批中晚唐诗人明显吃亏。

直到清代，局面才有改观。当时，对盛唐诗人李、杜、王、孟等几乎都有定论，但对中唐诗人的首把交椅尚争论不休。就拿七律来说，王士祯推刘长卿为中唐第一，毛奇龄推白居易为中唐第一，王夫之推杨巨源为中唐第一，沈德潜则推刘禹锡为中唐第一。

沈德潜是继王士祯之后的诗坛领袖，极有影响力，加之“刘宾客无体不备，蔚为大家”，自此世人才对刘诗有了重新认识。总的来看，刘禹锡是中唐最优秀的诗人之一，在律诗、绝句方面的成就甚至超过韩愈、白居易，几乎已成定论。

孙琴安，1949年10月生，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。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。同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上海古典文学学会常务理事、杜甫学会、徐志摩学会顾问、中国旅游学会会员等。研究有：《唐代绝句流变》、《刘禹锡及其文学成就》等。